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强调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”，指出“明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”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心工作。

　　所谓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是指从供给侧入手，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体制性障碍而推进的改革。“供给侧”因素包括经济活动主体(如企业和个人等)、生产要素(如劳动、资本、土地、环境、企业家管理、政府管理等)、要素升级(如技术进步、人力资本提升、知识增长、信息化等)、结构变动(如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区域经济一体化、国际化等)、制度变革(如减管制、减垄断、减税收)等。结构性问题则主要包括产业结构、区域结构、要素投入结构、排放结构、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。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.体制性障碍，体制性障碍又集中表现在政府作为的“越位”“缺位”“错位”和现代市场发育滞后上。

　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症下药。当前来看，推进结构性改革已十分紧迫。

　　一是培育新动力的需要。我国多年来主要依靠需求侧的“三驾马车”来拉动经济增长，在经济新常态下，其作用逐渐缩小，副作用逐步显现，亟须从供给侧寻找新动力。

　　二是解决我国经济难题的需要。目前我国经济难题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、房地产库存过大、僵尸企业较多、金融风险累积、资源环境压力大等方面。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即以更少的资源、能源消耗，更少的环境破坏，来达到更好的产出效果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三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。只有供给侧改革，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，我国才能在国内、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，也才能解决国内消费者到国外“扫货”买马桶盖的问题。

　　实际上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。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。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、发展乡镇企业、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、放权让利改革等，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、国有企业改革、价格改革、财税改革、金融改革、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，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、发展中小企业、政府机构改革等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全面改革，许多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这不难理解，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，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，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而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所在。

　　但与过去30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，当前的改革侧重点有所不同。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，而目前的改革，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，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，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、房地产高库存、地方政府债务、银行不良资产、环境污染等存量问题。

　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培育主体，增加要素有效投入，制度变革、结构优化、要素升级“三大发动机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调整存量、优化增量。其中的重点和关键是制度变革。

　　制度变革是“三大发动机”中具有根源性的发动机，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要受其制约。制度变革可以从多方面提高生产率，如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率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，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率，改善和提高投资者预期提高生产率等。

　　制度变革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各项改革，从供给侧来说，关键是要采取减管制、减垄断、减税收、减货币超发等行动。其中，减管制涉及行政管理制度改革、审批制度改革、商事制度改革、价格制度改革等;减垄断涉及垄断行业改革、国有企业改革、土地制度改革、产权制度改革、金融制度改革等：减税收涉及行政机构改革、财政制度改革等：减货币超发涉及货币制度改革、金融体制改革等。

　　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。中央提出，要抓好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五大任务，尤其是前三项——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，都是短兵相接，如同一场歼灭战。如何才能取得胜利?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。今年中央已经部署国有企业、财税体制、金融体制、养老保险、医药卫生等领域的改革，必须以更大的魄力和决心推进和落实。只有完成“三去一补一降”的艰巨任务，中国经济才能真正适应新常态，引领新常态。